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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苑》

“无心”思想价值取向刍议

日期:2015-11-16   来源:  【 】 【打印】 【关闭】 查看次数:828

“无心”思想价值取向刍议

晨鸣
无心思想是老子在阐释国家治理过程中治者如何处理与百姓的关系时提出来的,既是对前代民本思想的传承,又作了更为统、更为全面的发挥。“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命题与价值取向,对肩负治国理世重任的治者心系百姓,服务百姓,赢得民心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无心思想的基本涵义——“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揭示了无心思想的基本义: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
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
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
目,圣人皆孩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圣人没有主观成见,以百姓的心为心。善良的人,我善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善待他;这样可使人人向善。守信的人,我信任他;不守信的人,我也信任他;这样可使人人守信。圣人在位,收敛自己的主观成见与意欲,使人心思化归于浑朴,百姓都投注他们自己的耳目,圣人却孩童般看待他们。
对于老子这段影响深远著名论断的涵义,陈鼓应先生有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老子在这里所推崇和提倡的,是“理想的治者”所应具备的基本操守和政治品质,亦即把天下百姓所想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理想的治者,收敛自我的成见与意欲,不以主观厘定是非好恶的标准,破除自我中心去体认百姓的需求,而敞开彼此隔阂的通路。”“理想的治者,浑厚真朴,以善心去对待任何人(无论善与不善的人);以诚心去对待一切人(无论守信与不守信的人)。这和‘无弃人’‘无弃物’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一贯的”
“理想的治者”常常没有自己的意见而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没有个人的私心而“以百姓心为心”。这的确是一种极高的道德修养境界和上以下为基要求。具体表现为无思无虑无为无欲。从政不是为了捞取私利,也不是为了满足贪欲,更不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而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为了百姓能按自己的本性自由自在地生活,完全以百姓的意见为依归,以百姓的心愿为出发点。与百姓息息相关、心心相印。同时,深深懂得“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国者君之本”的道理,百姓才真正是国家的圣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君民一体,民富则君不至于独贫,民贫则君也很难独富。
因而,“理想的治者”都特别注意倾听人民的心声。周武王在伐纣的誓词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他看来,天意与民意二者是统一的,老天所见到的来自百姓所见到的,老天所听到的也就是百姓所听到的。他认为:“惟天惠民,惟群奉天。”也就是说,上天永远惠爱百姓,国君永远奉承天意。而要奉承天意,就要顺从民心。这样,也就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一国之君不得有个人私心,而必须以百姓心为心。
“理想的治者”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国有饥民则食不兼味,路有冻者则衣不披裘。“足寒伤心,民劳伤国。”衰世暴君才不重民意不惜民命,竭百姓之则以供一人的淫乐,倾全国之力以满足一人的贪心。人民一旦赤贫劳悴,国破君亡的日子还会远吗?
明白“民者国之本”的道理,“理想的治者”就不会轻弃其民,对天下所有的百姓就会有一种一体同仁的关爱。“理想的治者”富有天下拥有万民,但他们丝毫不会放纵自己的私欲。百姓倾耳侧目以注其上,君主无私无欲也使百姓返朴归真。君心与民心都同乎无私无欲,全社会的民风民俗就归于淳厚浑朴。主宰天下的是民心向背而不是帝玉将相的主观意志,坚持“以百姓心为心”,要追求“自然之治”的境界,亦即“太上,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坚持以“以百姓心为心”,要追求“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治境,因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坚持“以百姓心为心”,要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大治目标。如老子言:“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治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无心思想的价值取向——“尊道贵德”、“行于大道”
“尊道贵德”“行于大道”是老子无心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具体就是:
1.建德抱道的价值取向
老子认为:“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也就是说,善于建树的人不可拔除,善于抱持的人不会脱落,子孙依此原则,可以世代享受祭祀。针对春秋末期各诸侯国的治者们私欲膨胀,沉湎于声色犬马,终至损道败德的现实状况,老子明确提出了以建德抱道而修身的价值取向,强调以道修德,普化天下,重在修身。老子认为,要拯救社会,改善世风,重视人性,“以百姓心为心”,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是人们必须毫无保留地皈依于大道,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地以道的原则从事人生修养,拒绝外物的诱惑,克服内欲的冲动。其基本步骤是以小致大,推己及人。以修身之德真,修家之德余,修乡之德长,修邦之德丰,修天下之德普,展现修身立德由以真为本而至于以普为用。老子所强调的修身的特征在于立德真淳,施德普遍,是个人自我守道修身的自然扩展,如大道之周流广博,泽被万物。老子提出的“以身观身”至“以天下观天下”的修身立德的方法和基本的价值取向,值得人们体悟与借鉴。
2.“玄德深远”、“乃至大顺”的价值取向
老子指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基于春秋末年社会动荡,机巧丛生,各诸侯国间斗智斗巧,合纵连横,治者如此,而上行下效,百姓亦复如此的乱世,如何施行有效的治理?老子作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引导百姓步入太平盛世是举国上下的共同心愿,既需要治者奉行无心无为之治,也需要百姓起而响应,以淳朴沌厚的姿态顺应这种治理方式,如果仅只治者不造作妄为,放手民间自由行事,而民间却多智谋机巧,上下不能够相互呼应,形成合力,无心无为之治就是一句空话。正是基于这种思考,老子明确提出了“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命题,虽然举的是古代的例子,实际是让当世治者听的。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不少人据此认为老子提倡的是“愚民”政策,这种看法,仅从字面上理解“愚”乃使天下百姓愚昧无知,是失之偏颇的。其实,把老子这一命题放在春秋末年的社会大背景中考察,再联系老子的一系列阐述,就不难看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中的“明”是因巧诈过多,遮蔽了本来的良知与淳朴而形成的,实为“不明”;“愚”实为“自然”的代称,是一种颇具良知、婴儿般混沌淳朴的状态,实为更高层面的“聪明。所以,老子理直气壮地宣称“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并认为认识了这两者就是真正明白了治国理世的基本模式和法则,能够明白这种模式、法则并自觉运用于治国理世实践,就达于“玄德”,进入了治国理世最自然的境界,亦即“大顺”境界。
3.“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的价值取向
老子观察分析所处时代的社会治理状况,十分深刻地指出:“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老子基于尊道贵德的基本原则,从治国理世角度深入阐述治者在处理与百姓关系时的基本价值取向,老子认为,治者如果多施严刑酷法,对百姓一味逼迫压榨,阻塞了他们的生路,使之进退无门、走投无路时,百姓便由厌恶治者,进而挑战治者的威权,到这个时候,治者始料不及的大的祸乱就来到了。轻者局部骚乱,重者一人揭竿,万人响应,烽火遍地,天下大乱。如何才能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呢?老子明确提出:“夫唯不厌,是以不厌。”也就是不压榨百姓,不阻塞百姓的生路,才不会被百姓所厌恶。“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得“道”的圣人但求自知自省,而不追求自我表现;但求自尊自爱,而不追求显赫尊贵。治者应效仿“得道”圣人,舍弃自见自贵,选取自知自爱。依老子所见,在治者与百姓的矛盾关系中,治者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只有注重考虑百姓的诉求,尊重百姓的愿望,关心百姓的生计,争取百姓的归附,才能赢得百姓的拥戴。在处理治者与百姓关系问题上,老子崇尚自然和谐,反对高压强制;主张禁网疏阔,给百姓必要的生存条件。这种在处理与百姓关系时善于换位思考,身在民上,心在民下;身在民前,心在民后的识见是十分独到的。
4.“行于大道”,不做“盗夸”的价值取向
老子以对社会政治现象和百姓生存状况的深刻洞见,尖锐地指出:“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老子以精准的语言,对无道治者的罪恶行径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怒斥。大道是那样的平坦宽阔,自然而然,而一些治者偏偏不奉行大道,热衷于歪门邪道。这种热衷的结果,是造成社会上贫富差别加大,对立日增。一方面是宫廷里的亭台楼阁高耸入云,权贵们身穿华贵的服装,佩带锋利的宝剑,饱餐精美的饮食,搜刮剩余的财富;一方面是田地间一片荒芜,杂草丛生,百姓们仓库中空空如也没有一粒粮食,终至啼饥号寒,卖儿鬻女,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老子痛斥那些不顾百姓死活,热衷于锦衣玉食,声色犬马的无道治者是“盗夸”。这一声痛斥,表达了一位大智慧者的正义和良知。老子敢于直面社会现实,以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对权势者的强权进行坚决抨击和无情批判,体现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一声痛斥,表达了老子鲜明的爱憎。因为在私有制社会中,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无道治者,从其阶级偏见出发,都把敢于反抗剥削和压迫的人诬为“盗”,老子却一反传统观念,公开指出那些“财货有余”、剥夺百姓的人才是货真价实的“盗夸”。透过老子溢于言表的激愤不平之气中所彰显的价值取向,治者“行于大道”,不做“盗夸”应是不二抉择。
5.“功遂身退”的价值取向
老子认为,“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通过揭示大道功成身退的特性,老子告诫世人要克制占有欲,不要追求“金玉满堂”,也不要羡慕“富贵而骄”,因为,凡此种种是百姓极为反感的,只会给自己和子孙后代留下祸害。老子提出了“盈”与“不盈”的辩证法,其中蕴含着物极必反、事物常常走向自己反面的法则。因此,为人处事 不能过分、过头、过度,而应遵循“守中”原则、适度原则,尤其是功成名就之后,更应如此。这样,才合乎天道人心,才不会招致祸害。老子之所以强调“功遂身退”的价值取向,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的。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使旧有的社会秩序遭到了彻底的颠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个人的命运在巨大的、动荡的社会现实面前变得起伏跌宕,风云莫测,再也无法自我驾驭,自我掌。面对这种情势,老子希望通过以退为进,以屈为伸,以柔克刚的方式,去应付变幻莫测的世局,于被动之中争取主动。这种价值取向是极具借鉴价值的。天上月圆月缺,地上花开花谢,海中潮涨潮落,四季暑往寒来,不管是自然还是社会,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永远固定不变。就像天上找不到一轮凝固不变的满月,世间也不可能有永远处在生命巅峰的完人;就像登上山顶观看壮丽的日出后便要下山,人们在事业上饱览过人生的“无限风光”之后也要从功名的顶峰上走下来。功成身退,符合自然之道,它是一种政治智慧,也是一种明智的人生抉择。究其实,老子的“功遂身退”是要人们在价值取向上效法“大道”。“道”化育万物却不据为己有,生成天地却不自恃有功,为万物之宗却不自居主宰。因而人也应该为国立功但不居功,为民兴利但不图报,为国家为民族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后就淡然退隐,像“大道”那样无私无欲,利国而不争权,利民而不为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功遂身退”的价值取向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崇高的生命境界,也是深得民心之举,所以,老子称之为“天之道”!
三、无心思想的实现路径——奉行天道,服务百姓
在老子看来,治者要做到“以百姓心为心”,就必须奉行“天道”,正所谓“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认为,奉行“天道”,服务百姓必须做到以下四点:
1.“损有余而补不足”
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以张弓射箭来比喻“天之道”(自然法则)和“人之道”(社会法则),实在是恰当贴切,令人耳目一新。老子运用这一表达手法,把深邃的、抽象的大道理简单化、通俗化了,是直觉思维方法在论述天道、人道时的具体运用。老子由“天之道”来推论“人之道”,主张“人之道”应当效法“天之道”“损有余以奉天下”的德行,表达了朴素的“平衡论”思想。在老子看来,天道是公平的,高、下,有余、不足,随时调节,正如《道德经》第三十二章所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既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社会的法则也应该如此。但与“天之道”背道而驰,现实社会的情况却是弱肉强食,劫贫济富,压榨贫苦的百姓以奉养富贵的治者。所以,老子向往“有余以奉天下”的“有道者”。这里表面看似论述天道、人道,其实内含治道,即国家治理之道。在老子看来,天人应当是相通的,天人也应当是合一的,要实现天人相通、天人合一,必须经由一个中间环节,即治道。只有秉持奉行天道,服务百姓的治理理念,才能在师法自然,遵循大化流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引导“天之道”与“人之道”的有机契合,实现天道、治道、人道的有机统一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从而建立天道、治道、人道相互均衡,相互作用,自然发展,法尔如是的和谐世界。
2.“悠兮其贵言”
老子把治者的优劣分为四个等级,最好的君王清静无为,行不言之教,百姓只知道他的存在,感觉不到与他有关的过多的烦扰;次一等的治者,百姓“亲而誉之”,这种治者言而有信,百姓感到可亲可誉;第三、四等的治者百姓“畏之”、“侮之”,这种治者言而无信,百姓认为可畏可侮。言而有信者是太有作为,言而无信者是欺骗百姓,老子认为都比不上行不言之教、清静无为的治者。老子主张治者贵言、希言、不言,即不要轻易地制定法律、发布命令,“轻诺必寡信”,还不如不言。只有这样,才能顺应自然,顺应民心,保证国既富,民且安,实现服务百姓的目标。应该看到,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走向繁荣,并趋于成熟的重要历史时期,儒家侧重于以“仁义礼乐”指导治国实践,主张以德治国,提倡教化民众,节制剥削,以寻求建立和谐合理的管理秩序,体现着“亲善”的治国之道。法家强调以法治国,提倡以严刑峻法强迫百姓服从专制统治,倡导的是“威慑”的治理之道。墨家鼓吹“尚同”,着力追求思想统一与行政服从相统一的效果,并运用“节用”、“节葬”、“非乐”等手段,实现低成本、多实效的管治宗旨,张扬的是一种“功利”治理之道。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对上述思想持否定态度,鲜明地提出奉行天道,服务百姓的治国之道,认为应该本着“道法自然”的原则,在国家治理上“悠兮其贵言”,以“无为”为手段,达到“无不为”的目的,通过柔弱、虚无、因循的姿态,赢得主动优势的地位,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水到渠成地进入理想的治国境界。
3.“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老子通过总结前代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诈,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提出了治疗社会弊病的方略,即“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认为,圣智、仁义、巧利,是治者扰民的造作妄为,是欺骗愚弄百姓的“文饰”,是搜刮民利、六亲不和、产生盗贼的起因,是造成道德沦丧、世风败坏、社会混乱的根源,应该坚决杜绝和抛弃。仁义之类不足以治国,只会乱国。正确的办法只能是坚持质朴,减少私欲,杜绝圣智、仁义、巧利之类,才能没有忧患。可见,在“文”与“质”的对立中,老子强调的是“质”,返朴归真,才是治理国家、达到天下大治的基本途径。这里所阐述的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救治社会弊病的思想,是从反面对“大道废,有仁义”观点的重要补充。在老子看来,无君无伪,民性淳朴自然,方能获得百倍的利益;“绝仁弃义”则可使假“仁义”以行伪善、施酷虐的暴君孽臣无所遁形,民性复归于自然大道之真朴,才能具有天然真纯的“孝慈”;“绝巧弃利”则复返于无机巧无私利、无伪无欲的“少私寡欲”时代,盗贼自然没有产生和存在的基础。老子提出治国化民之精要在收敛、消释私欲,“见素抱朴”,身心保持素朴真淳。因此,老子所述,是对以返朴归真、无私无欲治国化民之至道的高度概括。
4.不“代大匠斫”
老子认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将得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道德经第74章。老子着重阐释否定刑罚,反对暴政的主张,表达关怀生命,爱护百姓的意愿。首先指出,百姓不害怕死亡的根本原因,是无道治者用死亡恐吓百姓,对百姓施以严刑酷法,陷民于水火之中,导致民心怨毒,悍不畏死,终至以死相搏。在这种情况下,无道治者不但不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更为酷虐。百姓已经不再害怕死亡了,无道治者仍然用死亡来恐吓、威胁他们,那么,百姓们对暴政的反抗必然日趋激烈,到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程度,巨大的威胁就必然落到企图以死惧民的无道治者头上。接下来,老子假设“民常畏死”的情况,指出如果治者能够以清静无为之道治理天下,使民心淳朴,民生安乐,百姓充满了生存的希望与乐趣,自然有死之畏惧与痛苦。形成了百姓乐生恶死的局面,若有奸邪不正、巧言令色的小人施邪恶之计,行邪恶之举,统治者替天行道,“得而杀之”,自然使乐生者畏死,方能发挥刑法的威慑力量,谁还敢为邪作恶,巧言令色?可见,百姓的生死,应顺其自然,享其天年,何时赴死,由自然天道施行杀伐,而不需要治者“代司杀者杀”,尤其不能滥施暴虐残杀,用死亡来恐吓百姓。抱着以死惧民的心态“代司杀者杀”,恰恰违背了自然天道,犹如不懂木工技术的人班门弄斧“代大匠斫”,很少有“不伤其手”的。在老子看来,最高的治理境界是刑措而不用,是因顺自然,清静无为。老子的观点切中要害,对那些迷信暴力、专执刑罚以治国的治者不啻是当头棒喝,后世治者在治国理世,服务百姓施政进程中不可不慎,不可不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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